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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行政方面的自治权，包括四个方面:管理地方财政的自治权(第一百一十七条)，自主管理经济权(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款)，自主管理科教文卫权(第一百一十九条)，组织本地公安部队权(第一百二十条)。

法律上的平等是机会和权利的平等，而非结果上的平等。从法治的角度分析，可以看出，该做法实际上存在比较突出的合法性问题。

对犯罪者子女在参军和考公方面进行限制，这首先是一个严肃的法律问题，它涉及就业公平、权利限制以及刑罚的正当性等诸多方面，因而，在公众讨论的同时，更需要专业的法律分析。有谁敢说，你或你的家人就永远不会跌至谷底？但即便你身在深渊，不论你的父母是因贪腐而被抓捕的高官，还是因打兔子被判刑的村民，法治依然可以承诺：只要你是无罪的，法律就会保障你的权利，维护你人之为人的尊严。（四）被依法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首先，对犯罪者的子女在考公和参军方面进行限制，这种做法缺乏明确而权威的法律依据。但是，诚如上文所分析，这种惩罚并没有充足和权威的法律依据，可能属于法外惩罚。

国际劳工组织通过的《1958年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是劳动领域权威的国际标准，它将歧视界定为基于种族、肤色、性别、宗教、政治见解、民族血统或社会出身等原因，具有取消或损害就业或职业机会均等或待遇平等作用的任何区别、排斥或优惠。现代刑法最核心的原则就是罪刑法定，其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和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民族自治与民族自决虽然有多方面的差异，如后者享有的权力比前者大得多，但二者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是否有脱离原国家而独立的权力。

《宪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决定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进入紧急状态，第八十九条规定国务院有权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围内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宪法规定的民族地方自治制度更是明显地表明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中有一些非单一制的因素(地方自治)，地方自治不是单一制而是联邦制的特点。5．中央有紧急状态的决定权。只不过它不是在强调各民族历史上的功劳(共同缔造)，而是在描述现实———我国不仅过去长期是、目前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即国家内任何地方政权都无权自行决定进入紧急状态，紧急状态的决定权归属中央。如果说民族区域自治是准地方自治，那么特别行政区则是标准的地方自治，特别行政区的设立为我国单一制中的联邦制因素增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6．中央和民族自治地方的权力模式基本一致。单一制主要体现在中央和省、直辖市的关系上, 这是我国结构形式的主色调;联邦制因素主要体现在中央和民族自治地方及特别行政区的关系上, 反映了我国结构形式的丰富性和多元性。中央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可以是权力下放，也可以是政策优惠，可以权力下放，也可以不下放，可以下放这些权力，也可以下放那些权力，可以下放权力，也可以收回权力，主动权完全在中央。《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根据本地方的情况，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有权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速民族自治地方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而怎么表述中国既不是联邦制又不是纯粹的单一制这样一种复杂的结构形式, 立宪者们或许一时找不到准确的法言法语, 因此在宪法上留下了空白, 这也给后人解释宪法留下了空间。即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代表、人大主任、行政首长是通过当地民主选举产生的，而不是沿袭这些民族的历史习惯———由当地世袭的头领进行治理，这等于把国家较为先进的政体形式搬到了少数民族地方———这一进步是国家推动的，可见国家结构形式虽然不能等同于政权组织形式，但二者确实有密切关系。同时考虑到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复杂居住情况，宪法还照顾到居住地的各民族的代表性，如《宪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中，除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代表外，其他居住在本行政区域内的民族也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2．自治地方没有脱离权。

这类似于历史上中央王朝的以夷制夷，即用本民族的干部管理本民族的事务。而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针对的是所有地方，而不是特指民族地方，其中并没有地方分权的意思，只是中央统一领导时要把握的政策。

其中中央的统一领导应解释为中央集权，这是单一制的特征。1982 年《宪法》序言中也有类似的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党从幼年时期提出联邦制，到成熟时期改用单一制(包含民族区域自治的单一制)，反映了党对中国国情认识的不断深化，也体现了从革命党的激进气质到执政党的务实作风的转变，一个多民族国家所需要的稳定成为其首要考虑。地方自治主要有自治主体、自治依据、自治权三方面的内容。以夷制夷中作为治理者的夷(即夷头而不是被治理者的夷民)过去是世袭的贵族王爷，现在是由该民族的民众通过选举选出的代表(至少法律层面上如此)，这是当地政体的巨大改变，相当于废除了比汉族的君主专制还要落后的头人制度、土司制度等政体，转而实行间接民主的代议制。同时将其主体落实到更为具体的自治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两方面，并将培养的形式具体化了:如第二十二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录用工作人员的时候，对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员应当给予适当的照顾;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可以采取特殊措施，优待、鼓励各种专业人员参加自治地方各项建设工作。四、不纯粹的单一制其不纯粹之处主要体现在地方自治 我国单一制下普通的地方政权是省和直辖市，而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是单一制下特殊的地方政权，其特殊性表现在一定程度的自治。4．中央政府有对地方各级政府的领导权。

一个典型的单一制国家是不应该有地方自治的, 而我们不仅有地方自治, 地方自治的面积还非常辽阔 (虽然人口不多) , 这些地方历史上又长期有自治或半自治的传统, 与中原的地理界限、政治关系时有变化, 中原的华夏民族没有绝对的种族界限,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通过迁徙、通婚和文化融合了周边的蛮夷, 化夷为华。相形之下，联邦制下的地方政府通常享有这一权力，如 2012 年 10 月 28 日受飓风影响，美国东部沿岸新泽西、弗吉尼亚、马里兰、宾夕法尼亚、缅因、纽约、康涅狄格等多州以及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2013 年流感季来势凶猛，纽约州州长科莫 1 月 12 日宣布纽约州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由于大范围的流感疫情在东北部的马萨诸塞州蔓延，该州最大城市波士顿的市长汤姆·曼宁诺 1 月 11 日宣布该市进入紧急状态。

根据《宪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三款的规定，省、直辖市的人民政府只能决定乡、民族乡、镇的建置和区域划分。《宪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批准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建置;有权决定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其制度;第八十九条规定国务院有权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区域划分，批准自治州、县、自治县、市的建置和区域划分。

1945 年在党的七大《党章》中仍然提出要建立各革命阶级联盟与各民族自由联合的新民主主义联邦共和国。3．中央有地方建制和区域划分的决定权。

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虽然我们的中央立法机关与地方立法机关之间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但中央行政机关与地方行政机关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等于单一制，笔者认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既是在强调同一性，也是在强调多样性。而《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二十二、第二十三条规定的义务主体是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和民族自治地方的企业、事业单位: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根据需要培养各级干部和人才，民族自治地方的企业、事业单位招收人员时要优先招收少数民族人员，等等。

包括费孝通在内的许多中国学者都已经指出,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元勋们在认真考量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处境之后设计出来的。1997 年、1999 年分别在香港、澳门设立的特别行政区，不仅赋予其高度的自治权(港澳《基本法》第二条)，而且其权力比联邦制下的地方政府还大(如港《基本法》第一百零六条、澳门《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不向中央政府交税)。

而联邦制下的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往往互不隶属，各自依据宪法享有属于自己的权力。这句话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这是在讲各民族的历史贡献。

作为人民建国的契约，宪法中规定的权力具有始原性，高于任何国家机关，不论中央还是地方都必须遵守，因此宪法上规定的自治权中央也不能随意更改;而法律规定的权力一般是中央(最高立法机关)根据宪法派生出来的权力，是细化宪法规范的结果，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制定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应该是宪法有关规定的细化，以不违背宪法为原则，否则应该受到合宪性审查。综合这两方面内容来看，我国是具有联邦制因素的单一制，单一制主要体现在汉族居住的省和直辖市，这是我国结构形式的主色调和基本框架;而在民族自治地方则允许一些不同于单一制因素的制度存在，反映了我国结构形式的丰富性、多元性;香港和澳门回归后，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更加重了我国单一制中的联邦制色彩，使我们的地方自治有了不同的类型和层次。

进入 马岭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单一制 联邦制 民族区域自治 国家结构 。(一)关于自治主体 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首先是民族自治，自治是相对于他治而言的，民族自治的主体是本民族而不是外民族，不是中央空投其他民族的干部来进行管辖。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应当有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建立在深厚的历史土壤的基础之上，而这种历史土壤是各民族在几千年的民族交往、民族融合中不断培育的，因此各民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都有贡献。

更重要的是，一国两制允许特别行政区实行不同于大陆社会主义制度的资本主义制度，不仅是两种意识形态并存，而且两种政权组织形式并存———大陆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港澳实行英美分权式的代议制，不实行民主集中制，这在联邦制国家也是比较少见的，联邦制下的联邦和州虽是双层权力体制，但权力模式基本相同，如都设置议会、政府、法院，彼此的制衡关系也基本类似。《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二十一条除了重复这一内容外，还增加了同时使用几种通用的语言文字执行职务的，可以以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语言文字为主。

1982 年《宪法》第四条第三款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那么在我国宪法中单一制是怎么体现的呢? 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二)关于自治的依据 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实行自治的依据既有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如前所述《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四条规定依法行使自治权)，也有当地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具有联邦制因素的单一制也还是单一制，而不是联邦制。